整个“十二五”规划在十大领域取得了奠定强国基础的重大成就，实施五年得分将超过90分甚至更高的得分，充足表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绩效是真正的“优秀”，这将给全国13亿多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卷，也给世界一个惊喜。

  “十二五”时期，既是充满风险挑战的、极不寻常的时期，又是成就卓越、极不平凡的时期。面对十分严峻又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科学决策，国务院实施正确而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针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特别是我们国家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明显问题，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总方针，进入到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从高增长转向中高增长，这为全面实现“十二五”规划主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目标和重大任务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既巩固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又使经济总量、综合国力、人民生活、公共服务等再上新台阶。

  从国际视角来看，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处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变成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发动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软实力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第六十一章有关法律法规，在规划实施中期阶段，要对约束性指标和主要预期性指标完成情况开展客观的较为全面的评价，对实施情况作中期评估。为此，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曾先后多次进行中期评估：第一次是2013年7月对2011～2012年评估，第二次是2014年3月对2011～2013年评估。本次为第三次评估。

  我们采用“目标实施一致性评估”方法。具体操作方法为通过计算每个五年规划的定量指标实施完成情况，来判断规划实施与预期目标的一致性程度，以此对比分析各个时期规划目标的完成情况。具体指标可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未达到80%者视为“进度滞后”；二是达到或超过80%者视为“进展良好”；三是90%～100%之间者视为“接近完成”；四是达到或超过100%者视为“超额完成”。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所提出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主要指标，共计四大类（经济发展、科技教育、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合计24个指标，实有指标共29个，其中约束性指标为16个，占了55.2%，大大高于“十一五”规划的39.1%，反映了各级政府在实施规划中责任的强化。这就成为评价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的重要依据，也是作为评价国家治理绩效的客观依据。

  到目前为止，尚缺少2个指标的数据，这对全面评价和评估造成了很大困难。这包括：农业灌溉用水有效系数（水利部负责）、人均预期寿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2011～2014年的评估，在实际可评估中最大限度地考虑到2011～2013年数据的情况，作出趋势性判断。

  我们对2011～2014年评估的结果是：在可统计、可评估的29个指标中，超额完成五年规划目标的指标有10个，占34.5%；接近五年目标的指标有4个，占13.8%；进展良好的指标有9个，占31.0%，进展滞后的指标有2个（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基本保障房建成数），占6.9%。

  在统计信息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下，得出初步结论：“十二五”规划实施四年的中期评估结果得分是93.1分，比“十一五”规划五年87分的总得分有明显进步。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最终能否圆满收官，已不再是决策的问题，而是有关部门怎样具体落实国家五年规划的问题。希望国务院对直接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全国人大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对这些部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监督检查。

  1978～2011年期间，中国处在高增长阶段，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9%，而后按着“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逐步调整经济稳步的增长预期目标，从8%到7.5%，再到7%左右，实际增长率平稳地逐渐下降至7%以上的中高速增长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G20国家）名列前茅，按CPI上涨率与失业率构成的痛苦指数（miseryindex）计算，中国为6.2%，也是G20国家中最低的之一。

  经济增速降低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等目标，为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主要目标，创造了良好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一是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15万亿元，按汇率法计算相当于5.93万亿美元；到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6万亿元，相当于10.36万亿美元，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从2.52倍缩小至1.67倍。

  二是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在世界位次上升了30多位。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0015元，相当于4240美元，开始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6531元，相当于7593美元。按汇率法在世界人均国民总收入中的排位由2010年的第120位，到2013年进入109位，到2014年进入前100位之内，居第96位。

  三是扩大内需取得显著效果。内需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从“十一五”末的92.1%提高至100%以上，其中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从46.9%提高至50.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0年的15.7万亿元增长至2014年的26.24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的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10.6%，高于经济增长率，我国慢慢的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其他两个为欧盟和美国）。

  基础设施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变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工地，大大地加速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全国统一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

  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措施，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实现粮食产量“十一连增”、农民收入“五连快”。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了一个台阶，粮食总产量从2010年的5.46亿吨提高至2014年6.07亿吨，比2010年增加了6062万吨，比“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4亿吨以上”的目标高出12.4%。

  推进精准扶贫，制定并落实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和贫困户帮扶措施。加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和基本公共服务，加大用地政策支持力度，实施整村推进、移民搬迁、乡村旅游扶贫等工程。如期完成“十二五”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任务，推动农村饮水提质增效，继续执行税收优惠政策。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继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因地制宜采取电网延伸和光伏、风电、小水电等供电方式，2015年将解决最后的20多万无电人口用电问题。

  从产业结构来看，实现了由工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转变为由服务业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43.2%提高至2014年的48.2%，提高了5.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25个百分点，创造了产业结构变动最快的纪录。与此同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39.7%下降至35.8%，下降了3.9个百分点。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新业态迅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体育和娱乐业蓬勃发展，教育和卫生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

  从就业结构来看，服务业的比重从2010年的34.1%提高至2014年的近40.6%，也是提高幅度最大的时期，服务业就业规模也从2.63亿人突破了3亿人，是最大的就业产业部门。

  这显示着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大变动以及发展的转折点，其中农业就业比重已经低于30%（为29.5%），提前实现了原定2020年的这一目标。

  201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到13312亿元，相当于2010年的1.88倍，名列世界第二；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2.09%；从研发队伍看，2014年全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预计达到394万人年，相当于2010年的1.54倍，位居世界第一，比美国和欧盟（28国）的总和还要多。

  2014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被引次数从世界第八位上升至第四位；发明专利申请量92.8万件，相当于2010年的2.37倍，连续4年位居世界首位，相当于美国的1.5倍以上；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26169件，居世界第三位。

  重大科技工程取得新的突破。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

  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实施了“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进一步形成，各类生产要素加速流动，区域合作不断深化，不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差距持续缩小，主体功能区战略有序推进。

  这一时期，开展“三大战略”地区布局：一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升级转移等方面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二是实施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有序开工黄金水道治理、沿江码头口岸等重大项目，构筑综合立体大通道，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引导产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三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编制了愿景和行动规划，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

  这就为“十三五”时期形成更大范围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提供了实践基础，可以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

  进入“十二五”时期中国城镇总人口超过农村总人口，这是重大的发展转折点，比印度提前了将近40年时间。

  到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至54.77%，比2010年提高了4.82个百分点，其中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6.7%；城镇总人口从6.70亿人提高至7.49亿人，净增793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近2000万人，这不仅在我国发展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发展历史上都属于超大规模的城镇化。

  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从6.71亿人减少至6.19亿人，变成全球第二大农村人口国家，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8.39%。着手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加大城镇基本保障房建设，改造棚户区和城乡危房，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籍迁移政策，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积极破解各种城镇化难题。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2011～2014年期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分别达到8.0%和10.1%，首次高于经济增长率（为8.0%），也高于“十二五”规划年平均增长率大于7%的预期目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从2010年的3.23倍缩小至2014年的2.92倍，下降了9.6%，是13年来首次降至3倍以下。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基尼系数由0.481下降至0.469，下降了2.5%。

  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2014年已分别下降至30.0%和33.6%，在国际上均属于富裕类型。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不断提高，分别达到32.9平方米和37.1平方米，住房自有率（homeownershiprate）达到85%，已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十二五”规划提出新建3600万套保障房、覆盖约20%的城镇居民家庭的目标有望实现。

  城镇就业规模不断扩大，4年来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5119万人，超过“十二五”规划4500万人的预期目标，登记失业率有效控制在4.1%，也低于“十二五”规划小于5.0%的预期指标。

  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城乡人口，2014年末，全国参加各类养老保险人数达到8.4亿人，参加各类基本医疗保险人口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格）的农村贫困人口，由2010年的1.66亿人减少至2014年的7014万人，累计减少了9500多万人。

  优先发展教育，惠及全体人口，全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年提高至10年以上，新增劳动力从12年提高至13年以上，高中毛入学率和大学教育毛入学率分别提高至86.5%和37.5%，已接近2020年目标（分别为90%和45%）。国民健康水平明显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岁，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各类健康指标已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惠及全体人口，到2013年，广播节目综合覆盖人口达到97.79%；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89.42%，电视节目1336套，高清电视频道达50个；有线倍，占家庭总户数比重达54.14%；数字电视用户1.72亿户，渗透率为74.95%；全国共有农村电影数字院线亿人次。国内旅游人数从2010年的21.03亿人次增长至2014年的36.1亿人次，增长了72%，出境游客从5000万上升至突破1亿人次，增长了1倍以上，成为世界名副其实的最大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国家。

  大力开展节能，推广节能技术，运用节能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立完善节能减排和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检测制度，累计单位GDP能耗下降13.4%，单位GDP碳排放下降了16.6%。

  加快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重点地区重金属污染治理和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七大水系国控断面水质好于Ⅲ类的比例达到71.2%，已经提前实现2015年大于60%的约束性目标。

  2014年城市污水处理率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90.15%和90.3%，已经提前实现了2015年目标（分别为85%和80%）。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巩固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等成果，继续开展植树造林，我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实现“双增长”。生态保护建设与生态投资取得重大进展，如湿地、草原、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等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加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15个重要领域、55个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336项改革举措，正在有序推进，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先后成为我国自贸试验区。我国于2013年成为世界最大对外贸易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2010年的3600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604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13.8%。

  对外投资快速发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2010年的602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跃升至2014年的1029亿美元，上升到世界第三位，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2166亿美元上升至646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31.4%。

  中国装备走出去已经获得重大成果，其中铁路、电力、通讯、能源等重点项目越来越多、国际声誉越来越好。形成了“投资中国”与“投资世界”双向投资并驾齐驱的新格局。

  多边、双边等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习及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积极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造福沿线国家人民。到目前为止已有50多个国家明确说愿意参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胡鞍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