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4-10-28 04:55:47 | 作者: M系列
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论断对我们这样一个亟待转型的制造业大国来说，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从国内环境看，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是速度换挡，从快速地增长转为中快速地增长；二是结构优化，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群众；三是动力转换，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新常态符合追赶型后发经济体的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没完成，正在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经济新常态是工业化进程向后期阶段推进的直接体现，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
经济新常态，核心是实现动力转换。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能否顺利迈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重点是新旧动力能否顺利实现平稳接续。经过30多年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我国过去那种依靠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等支撑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基本动力已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在新的条件下，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约束条件不同以往，这些都意味着原来的增长动力必须调整，要真正的完成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从主要是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驱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变。
从全球背景看，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近几年来，随着国际经济、贸易与投资环境的深刻改变，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角力场。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印度、越南等，也利用其相对更低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推进其工业化进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形成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能这样说，推动制造业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升级，对于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都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作为当今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一些制造业部门目前出现了一种增速放缓、增长动力不足的现象。
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数量红利递减、生产要素成本提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因素的影响，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等低端制造业增长乏力，并导致了中国工业整体增速下降。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提高速度放缓和全球产业变革，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迅速增加所积累的一些风险和矛盾也逐渐暴露。比如多数制造业部门出现严重产能过剩，而化解产能过剩亟待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这些不可避免会引发一些企业倒闭、员工转岗甚至失业。
当然，尽管上涨的速度降下来了，但增长质量效益提升的空间仍然巨大。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结构看，制造业高于农业和服务业，投资品制造业高于其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于其他服务业，可贸易部门高于不可贸易部门。由于部门间的效率差距大于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准，我国具有相对更大的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空间。
可以这样说，我国制造业在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中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新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改变我们国家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只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只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体系，提升全球竞争力，“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
目前，中国虽然已是制造业大国，但产业大而不强、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足、基础制造水平落后、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依然突出。
不可否认，中国制造业最突出的问题是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制成品不少都为技术上的含金量低、附加值低、价格低的“三低”产品，在国际经济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劣势。从产品竞争力看，国内市场急需的部分技术上的含金量高、附加值高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则长期依赖进口。作为研究开发主体的大规模的公司或大规模的公司集团，科研开发能力与国外领先水平有较大的差距，用于制造业研发的投入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们虽然有华为、联想、中兴等创新投入很大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很强的企业，但整体上中国制造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不足，仅占销售额的1%左右。技术落后、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强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体系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严重障碍。
同时必须看到，尽管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体来看，我们至少有以下几大优势：
一是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尽管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但2014年经济增量达到近8000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这一增量已超越中等发达水平的土耳其2014年全年的GDP总量；我国每年货物进口额为2万亿美元左右，约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我国已变成全球第二大旅游输出国，2014年出境游超过1亿人次，海外消费额达1648亿美元。这表明，只要制造业企业能够开发生产出安全、高质量的产品，我国有足够的市场潜力。
二是劳动者的素质逐步的提升。我国每年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超过700万，另有200多万人在电大和成人高校接受继续教育。人力资本的质量优势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人口数量红利的下降。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很好的满足跨国公司用人标准，这也是为什么慢慢的变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我国建立研发总部的一个重要原因。高素质人才队伍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公司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三是中国有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据IBM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具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这是我国实现制造业强国宝贵而难得的坚实基础。
四是中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优势。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快速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是重点。我国在这样一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由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消费和技术偏好相似，我国在国际产能合作和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这一优势有利于我国在产业体系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平滑转身。
五是制造业受到了国家的格外的重视，拥有非常良好的政策环境。在制造业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服务于制造业的第三产业，也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提升竞争力、防止产业空心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从长远来看，中国一定要通过加快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在未来较长时期维持中国在全世界内的竞争优势。
推动结构转型升级，首先必须明确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向。我认为，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向是建立更加协调的结构关系，使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协调，使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更加协调，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更加协调，使经济稳步的增长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成功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代表工业4.0方向的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将是中国工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是国家战略，但同时，我们也要补好工业2.0、工业3.0的课，在技术标准、质量控制等方面全方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能力。
实现这些目标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在“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下，我们同时面临着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任务，必须把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平衡，既要在结构调整中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也要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结构调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快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要通过快速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起与结构调整的目标和任务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要通过加快新一轮对外开放，实现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动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制造业和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不仅是时代赋予制造业的历史使命，更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战略抉择。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一定要进行重大战略和政策安排：
第一，做强传统优势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能够正常的看到，上一轮，中国制造业靠的是“大”，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下一轮，中国制造业必须靠“强”，打造先进的制造业是做强中国经济的脊梁。如何理解这个“强”？或者说达到什么标准才算是真正的制造强国呢？重要标志是“三个转变”：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具体来说，必须做强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由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专利、融资、投资、品牌构建、商业模式、物流体系延伸；必须掌握核心技术，促进制造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推动加工贸易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的附加价值发展。中国只有处于价值链中高端位置和产业链核心环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变强了，存活下来的制造业更强了，才能算是真正的制造强国。
第二，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企业和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专、精、特、新”专业化生产企业。在2014年公布的全球十家最赚钱的企业当中，中国有4家企业入榜，全部都是国有商业银行，没有一家工业公司。现在我们类似华为、中兴、海尔、联想这样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跨国公司太少，若能够形成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影响力的企业，那么中国经济转型就可以说成功了。
第三，为制造业发展与转型创造法治、诚信、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今后，制造企业靠“山寨”这样的形式已行不通了。在新的发展阶段，企业要形成竞争力，一定要通过建设更完善的创新制度体系和市场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明显提升对知识创新的保护水平，改善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真正放开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制造业领域，同时政府要提供配套政策和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发展。政府只有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放手让企业成为市场创新的主体，多提供支持，少进行干预，才能使我们国家的经济迸发出强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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